《改革的教訓》一書由中信出版社今年7月出版，此書封面引題是《打撈中國歷代沉沒的改革》，意在普及歷史常識時為當代人改革提出警示，為什么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多以失敗告終？為什么中國幾千年來奴隸起義農民起義眾多且規模龐大，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卻屢屢陷入停滯，以致于西方哲人說中國無歷史？“搶在革命前大力搞改良”或許是部分原因所在。

改革比革命難，這在名著《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有明確論述，大意是發動革命，絕大多數大人能從中立即得到可觀的現實利益，例如“打土豪分田地”，而發動改革，大部分人未能立即獲得現實利益而首先要損害既得利益，從而阻力極大，例如前幾年某些省份改革事業單位待遇造成大批人員提前退休，最終往往因既得利益集團阻撓改良、改革與革新，而引發了絕大多數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誰也不愿想象的起義或大革命，往往是“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追溯中國歷代改革的教訓與經驗，以指導今后改革、避免重蹈覆轍，似乎是當今歷史學家與改革者的共同良好愿景，因而歷史的教訓與改革的教訓等等書籍，成為某種暢銷書，是不足為奇也不至于大驚小怪。

改革的教訓：內容與吸睛點

中國歷史書上記載的第一次改革不是春秋時代管仲變法，而是西周厲王改革。聞所未聞？

讓秦國轉弱為強的起點不是商鞅變法，而是秦獻公改革。頭回聽說？

使西漢最鼎盛繁榮的不是漢武帝改革，而是漢宣帝改革。顛覆認知？

這些“沉沒的改革”或失敗或有所成功的改革，由于種種原因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絕大多數人不知道實屬正常。但在歷史上一個個跌宕起伏的改革故事中，吸取改革的教訓，給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國人以啟迪與警鑒，使其更加智慧地面對當下和未來。這或許正是《改革的教訓》一書有識、有趣、有料之所在。

為何側重“改革的教訓”，而不是“改革的經驗”？這是中國青年報的提問。

在當今世界，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與蘇聯解體震驚了世界，其地緣政治動蕩動亂仍在烏克蘭等等地方發酵，而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吳起改革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的失敗、宋代王安石改革失敗、和明代張居正改革成敗與否的爭論仍在持續。本書對人們耳熟能詳的管仲、商鞅、王安石等等改革簡略介紹一筆帶過，而詳細介紹了少為人知的周厲公、秦獻公、漢宣帝、王莽、隋焬帝、唐武宗、明孝宗改革，并分析了這些改革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分別是：污名化、雪藏化、、邊際化、失焦化、陰影化、符號化、抹殺化、忌諱化、熨平化等等，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身影，既得利益集團。作者還提醒改革者與希望改革的人士：如果不改變利益集團結局，不能重構社會結構，那么所取得的成效都是暫時的，所收獲的功效都是脆弱的，最終逃不脫失敗的結局、沉沒的命運，這或許是本書最重要的新聞眼和吸引眼球的地方。

當然羅列歷史上沉沒的改革難免掛一漏萬民，本書白璧微暇，未能列舉另外幾場對中國歷史有重大影響的改革，一是五代十國時期后周第二代君主柴榮（公元920年-959年），他在后周立國不到10年即于39歲英年早逝，他一系列軍事、政治改革特別是對貪官污吏嚴懲不貸，還興修水利，農業改革規定官方的莊田分給佃戶耕種，改變了官田為吏侵占、收入為官吏侵呑的現象，使農民收入增加激發了生產積極性，使得后周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相比其他割據政權有了優勢，為宋太祖趙匡胤統一奠定了基礎。另一個是隋文帝楊堅，廢除九品中正制，改為五省六曹制，后改稱五省六部制，是為唐代三省六部制之藍圖。他開了科舉制度1300年之先河，廢除了以前選官用的九品中正制，選官不問門第。規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選送三人，參加秀才、明經等科的考試，合格者錄用為官。楊堅登基后下過這樣一道詔書：“建國重道，莫先于學。”這是中國建設學習型社會的先聲。在美國學者邁克爾·H·哈特1978年所著中《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排行榜》排行第82位。他所創立的科舉制還影響了新中國高考制度，改革開放首次重大戰役是恢復高考，使得稀缺的教育資源能夠面向全體青年公平競爭選拔。而公元1905年袁世凱上書廢除科舉制使得讀書人人心惶惶而6年后滿清政府垮臺，1966年新中國廢除高考，6年后林彪集團垮臺，四人幫堅持廢除高考也于1976年垮臺，這或許是歷史的巧合，也許另有玄機。

其實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制度變革有始發于楚成于秦的郡縣制與集權制、隋代科舉制、1911年辛亥革命廢除帝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與1977年結束文革后的改革開放。忽略隋文帝改革是一重大遺漏。

但蘇聯東歐改革的失敗自然引發了對中國改革前景的擔憂，“當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筑落后于社會的需求時，如果不進行真實意義上的改革，那么就會醞釀革命。類似的歷史教訓，在中外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多次，希望那些真正為了民族前途著想的改革者牢記這個教訓。在中國實行政治改革的條件不是不成熟，而是過于成熟了。中國目前主要的改革困境，在于改革的主導者官僚—精英階層的利益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與民眾基本相同變為尖銳對立，因此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堅持社會主義基本路線的民主化改革是群眾熱切盼望的，能夠取得群眾的支持，也是避免社會矛盾發展成暴力革命的唯一出路。”這是蘇聯俄羅斯人雅科夫的忠告。他的觀點正確與否值得商榷，但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與迫切性早已不言而喻。

在漢語中與改革、革命兩詞相關并程度有所差異的詞匯有4個：改良、改革、革新與革命。在相當長歷史的中國，改良并不是一個褒義詞，這與晚清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三千年之未有變局”，執政者之一李鴻章成了“大清帝國糊裱匠”，這與北京土話糊弄局在點異曲同工，他“歷練”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一場甲午戰爭伴隨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而聲名狼藉，又遭遇了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辛丑條約、中俄密約而最終以賣國賊惡名告別人世，他的繼任者袁世凱（1859年—1916年），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時被部分人稱之為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北洋軍閥領袖。袁世凱早年發跡于朝鮮抵抗日本侵略，歸國后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清末新政期間積極推動近代化改革，并辦礦山、銀行和大學。辛亥革命期間逼清帝溥儀退位，與革命黨、立憲派聯手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3年當選為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914年頒布《中華民國約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稱皇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建元洪憲，史稱“洪憲帝制”。此舉遭到各方反對，引發護國運動，袁世凱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復做總統。1916年6月6日因病不治而亡，歸葬于河南安陽。袁世凱的榮辱功過各有評說，有人說他是“獨夫民賊”、“竊國大盜”，也有人認為他對中國的近代化做出貢獻，是真正的改革家。毛澤東解放初視察安陽時，有人建議爆破炸掉袁墓，毛澤東制止了，說是留作反面教員，袁林得以保存至今。袁世凱從而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而辛亥革命也成為“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換得假共和。”袁世凱死后不久中國進入軍閥混戰時期，苦難深重的中國，又歷經五四運動、大革命（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最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經抗美援朝以及各種爭議極大的運動和文化大革命，“30年大夢將醒乎”，中國在結束文革后開始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歷時38年發展，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果舉世矚目，同時問題積累甚多，面臨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環境安全、金融安全、信息文化安全五大挑戰，中國只能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建設生態文明才能應對這五大安全挑戰，重溫歷史上失敗或沉沒的改革教訓，確實有必要。

本書最后寫的是明代改革，后有小結是“搶在革命前大力搞改良”，認為這一改革跑贏了革命，對國家、文明都屬萬幸，但可惜改革沒人接續、成果灰飛煙滅。作者未寫的晚清改革，命中注定是改革未能跑贏革命，1910年上海的商會副會長沈縵云組團到北京請愿，希望朝廷主動改革才能避免革命，但遭到滿清權貴拒絕，失望后說“釜水將沸，而游魚不知。天意難回，人事已盡”，回到上海就領導上海商會集體參加同盟會，江浙財團與立憲派傾向革命，而腐朽無能又多疑的滿清權貴又得罪了創建并擁有北洋新軍的袁世凱，故武昌起義一旦爆發，拒絕改革的滿清權貴終被革命推翻且帝制復辟無望。

中國改革開放源自文革后平反冤假錯案和恢復高考，改革開放成果巨大舉世公認，但問題矛盾積累甚多，特別是貧富差距過大、環境安全堪憂，還面臨氣候變化與發展低碳經濟與循環經濟的挑戰，中國未來改革開放也舉世關注。除環境安全外，中國還面臨糧食、能源、金融、信息文化四大安全挑戰，需要進行能源革命與深化改革來應對，而如何進行成功與有成效的改革與能源革命，細讀《改革的教訓》與《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不無裨益的。